不過最近又有所恢複，漢治幾乎回到了曆史平均水平

確定了結構性改革的9大優先領域和48條指導原則，漢治優先領域包括促進貿易和投資開放、漢治推動勞動力市場改革、鼓勵創新、促進財政改革等方麵，每個領域下包括若幹項指導原則。同時製定了衡量結構性改革進展的指標體係，漢治包括勞動生產率、就業率等在內的12個指標，涵蓋了大多數結構性改革優先領域。

漢治G20各國同意根據指標體係每兩年就改革的進展進行一次評估。漢治中國在危機後較早認識到超常刺激措施難以持續因而較早實施退出政策。十八大以後中國決策層審時度勢謀劃長遠，漢治把經濟方針從一段時期比較倚重需求側宏觀調控轉向更加重視改革調整與需求管理相結合的政策組合，漢治去年底進一步提出在適度提升總需求同時著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在大國中率先積極探索通過結構性改革推動創新發展。G20杭州峰會凝聚結構性改革共識，漢治彰顯中國大國經濟方針內外貫通邏輯一致特點，漢治有助於在國內改革發展與全球創新增長方式之間形成積極互動關係，其長遠影響將隨著時間流逝逐步顯現出來。二、漢治完善國際貨幣金融治理架構國際金融危機凸顯現行國際貨幣金融體係存在諸多局限，不適應21世紀全球經濟發展需要。

漢治另外中國等新興大國發展改變全球經濟格局也必然要求不斷改進完善國際治理架構。如果說促進長期經濟增長是G20基本使命，漢治完善國際貨幣金融治理架構則是G20優先合作領域之一。像ASI、漢治經濟事務研究所（IEA）和政策研究中心（CPS）與保守黨關係密切，主張回歸經濟自由主義和“小政府”，為撒切爾政府的執政提供了幫助。

3、漢治“旋轉門”機製成為保障英國智庫影響力的直接因素。漢治“旋轉門”是歐美思想庫比較重要的現象。由於兩黨或多黨執政的特點，漢治每逢換屆，卸任的官員很多會進入智庫，很多智庫的研究者會進入政府擔任職務，從而完成研究者與執政者的角色轉換。“旋轉門”機製不僅構建了智庫的人際關係網絡，漢治其次搭建了知識與權力的橋梁，漢治成為不同利益群體向最高決策者傳遞利益訴求的重要紐帶，使智庫的影響力滲透到政策製定的方方麵麵。

4、善於進行成果宣傳是英國智庫擴大影響力的有效手段。英國智庫十分重視其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傳播。

發行和傳播出版物既是智庫的重要收入來源，也是智庫擴大影響力的主要方式。出版物的形式包括正式的書籍、深度的研究報告、工作論文、期刊雜誌以及簡報、快報等。英國智庫經常舉辦各種主題的會議，加強與各界、各領域的聯係，有的甚至邀請政府首腦參加，由此影響政府的政策製定。英國智庫非常注重利用媒體和網絡工具，加強與媒體的合作，擴大自身聲望和影響力。

中國的新型智庫建設正在進入非常關鍵的發展時期，盡管由於政治體製的不同，與英國的智庫發展並不完全具備可比性，但仍給我們提供了很多的借鑒和啟示：一是鼓勵智庫資金來源渠道的多元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證智庫觀點的獨立性和社會公信力。二是鼓勵智庫“想社會所想”，加強對社會熱點和公共政策的研究和介入，更好地發揮智庫在政府和公眾之間的中間作用。三是鼓勵智庫與社會各界的人才交流互動，建立柔性的智庫人才聘用機製，鼓勵跨部門、跨區域之間的合作研究。四是鼓勵智庫做精做強，打造多種類型的智庫品牌和智庫精品項目，在特定領域的區域甚至國際範圍內具備一定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五是鼓勵智庫拓展成果展示形式，尤其是利用好移動網絡等新興媒體，加強與公眾輿論的互動和溝通，持續地提升智庫的影響力。來源：中國智庫網，曾刊發於《新華日報》。

責任編輯：劉國良作者王文係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曹明弟係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生態金融中心研究員。本文刊於《中國金融》2016年第16期。在經曆了業內普遍認定“中國綠色金融發展元年”的2015年之後，“綠色金融”在2016年再次麵臨著重大的發展機遇：伴隨“一帶一路”倡議的進一步 深化和落實，“綠色金融”理應成為對外戰略的“潤滑劑”，改善國家形象，提升中國國家話語權，助力中國可持續發展，最終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貢獻實質性 的推動力量。綠色金融的迅猛發展，為中國崛起提供“彎道超車”的可能2015年4月，在先前綠色金融小組的基礎上，在中國人民銀行的領導下，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成立，成為中國曆史上首個以綠色金融為主題的 行業指導機構。截至2016年4月底，成員單位擴大到140家，成員單位中的金融機構所管理的金融資產餘額135萬億元人民幣，占中國全部金融資產的 65%左右。諸多研究項目如環境效益評估、環境壓力測試、自然資本估值、綠色股票指數、綠色債券評級等都取得了可喜的進展。

決策層與行業界的集體發力，使綠色金融在國內外都顯示出了崛起大國的後發優勢。2015年秋季，習近平主席先後訪問美國、英國，綠色金融均是雙邊合作 的重要成果。

2016年，在中國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籌備期，在中國與英國主持下，專門成立了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通過四次會議討論，最終原則通 過了《G20綠色金融綜合報告》。如一切順利，綠色金融相關內容將在2016年9月正式寫入《G20領導人公報》中。

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同樣也需要從“綠色金融”的發展中汲取到經驗。目前，“一帶一路”正在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對外戰略，旨在新時期 統籌陸海開放、協調東西開放，深化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在經貿、人文、科技、生態等多領域的合作交流，進一步推動中國可持續發展。

“一帶一路”作為新形勢下中國向全球提供的重要公共產品，如果能與“綠色金融”更緊密地結合起來，不隻有助於落實此前“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為全球生態 安全作出新貢獻”的發展戰略，更將體現出中國日益上升的領導力和國際貢獻，推動改善全球的投資質量，為複蘇全球經濟、應對氣候變化發揮積極的作用，最終塑 造中國在綠色發展方麵的負責任大國形象，為後發國家“彎道超車”增加了幾率。“一帶一路”進展需要綠色金融目前超過70個國家參與支持“一帶一路”倡議。雖然“一帶一路”戰略希望加強與沿線各國的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五通”，但對生態保護的關注往往成為“通”的顯性顧慮，也對可持續發展提出嚴峻的挑戰。近現代以來，許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受資源稟賦、產業分工、地緣政治等因素製約，在現代化進程中明顯落伍。

陸上絲綢之路所經過的歐亞大陸，主要是中 國和歐洲之間的內陸亞洲地區，其地理特征是氣候異常幹燥，降雨量極其稀少，土地荒漠化問題十分嚴重。我國西部三分之一是沙漠，新疆沙化率達到 64.34%。

沿線的中東、中亞等地區，荒漠化也日益加劇。例如，哈薩克斯坦66%的土地在逐步退化，近1.8萬億公頃土地沙漠化，其麵積在中亞國家中高 居首位。

海上絲綢之路則麵臨嚴峻的氣候變暖風險。同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落後、產業發展滯後、對外開放程度不高、社會發展水平較低，雖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願望十分迫切， 但如何運用政策工具做到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平衡，卻仍然是一大難題。

一些國家也因為水資源短缺問題，進而產生了水安全問題、糧食安全問題以及國家安全問 題，形成了尖銳的矛盾。據世界銀行統計，2012年，沿線國家人均國民總收入尚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多數屬於低收入國家，還有9個最不發達國家。2013年，跨國政府氣候變遷項目小組（IPCC）的一份氣候變遷研究報告明確指出，如果溫室氣體持續排放，在21世紀結束前，海平麵或將升高將近1米， 將會危及許多沿海地區與海島國家。生態脆弱嚴重威脅“一帶一路”人民的生存、發展和安全，也將影響到“一帶一路”戰略的順利推進。

要想讓“一帶一路”區域真正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關鍵 是要讓金融活動充分考慮對生態環境的潛在影響，把與生態環境相關的（潛在）成本、收益、風險、回報等因素納入相應的投融資決策中，通過對經濟資源的引導， 促進經濟、社會、生態的可持續發展，簡而言之，即不能讓綠色金融缺位。作為一種市場化的製度安排，綠色金融可以通過多種金融工具和交易方式，發揮金融杠杆作用，提供與“一帶一路”戰略相匹配的綠色金融供給，積極發展綠色 經濟，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改善相關國家的生態環境，推動可持續發展。

例如，中國農業銀行在2015年10月在倫敦證券交易所成功發行上市首單10億美元 等值的綠色債券，募集資金投放於按國際通行的《綠色債券原則》（GBP）並經有資質的第三方認證機構審定的綠色項目，覆蓋清潔能源、生物發電、城鎮垃圾及 汙水處理等多個領域。這是“一帶一路”國家的金融機構共同合作，支持綠色產業、聯合應對氣候變化方麵所做出的一項典型案例。

另一方麵，在綠色金融相關的環境和社會風險管控政策尚未落地之前，需要讓那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經濟發展中遇到工業化進程和全球產業轉移帶來的生態破壞、環境汙染等多種問題時，逐漸產生推動經濟轉型、走綠色發展之路的意識。如果中國能夠讓綠色金融融入“一帶一路”的建設中，采用金融手段優化配置資源，引導更多的金融資源投向綠色產業，控製並減少汙染型投資，健全關於環境、社會和治理（統稱為ESG）方麵的一係列標準、指引和操作流程，督促相關金融機構有效地識別、計量、監測、控製投融資活動中的環境和社會風險，在投資 項目的具體運作中以綠色金融政策落地為抓手，那麽，當地國家賴以生存的生態係統，可能由於投資方向和風險管理失誤產生負麵的環境影響，有時會引起抗議、暴 力衝突甚至死亡等事件的可能性將會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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