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編輯：瞿崑 SN117

習主席在去年G20安塔利亞峰會上進一步指出，對經濟問題要找準病灶，對症下藥。後危機時期客觀經濟形勢昭示世人，全球低增長困境表象是需求不足，更深層次原因則源於中長期結構性問題，推進結構性改革是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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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G20匹茲堡峰會宣言承諾“要在結構改革上做出顯著成效”。2010年首爾峰會將結構改革作為獨立議題討論形成多方麵承諾，近年G20對結構性改革重視程度提升並做出一些努力，然而整體改革進程與成效不如預期。中國把結構性改革作為G20財金渠道重要議程。2月26日中國財政部、IMF、OECD在上海召開“G20結構性改革高級別研討會”，推動G20各方就結構性改革加強交流和凝聚共識。據財政部長樓繼偉介紹，G20各方首次就結構性改革議程進行“頂層設計”。

確定了結構性改革的9大優先領域和48條指導原則，優先領域包括促進貿易和投資開放、推動勞動力市場改革、鼓勵創新、促進財政改革等方麵，每個領域下包括若幹項指導原則。同時製定了衡量結構性改革進展的指標體係，包括勞動生產率、就業率等在內的12個指標，涵蓋了大多數結構性改革優先領域。比如，被譽為“中國第一水鄉古鎮”的周莊、被譽為上海後花園的西塘、被稱為“魚米之鄉，絲綢之府”的烏鎮，就處在上海、蘇州、杭州的中心位置，三城之間的高速公路路網發達，基礎設施完善，同時，三城提供了巨大的客流與消費能力。

以烏鎮為例，它所處的長三角地區經濟十分發達，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捷。烏鎮2013年的接待的遊客數量達569萬人次，2014年預計可達620萬人次。2014年上半年，烏鎮旅遊扣除政府補貼後的淨利潤，同比增長73%。從2014年11月開始，烏鎮成為世界互聯網大會的永久會址。

實際上，這三個著名的旅遊小鎮之間的距離並不遠，這種高密度的並存，一方麵，某種程度上源於江浙滬城市群提供了巨大的市場容量。另一方麵，也證明了城市對旅遊小鎮的強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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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律性的東西必然反複重現。據《經濟參考報》報道，在長三角、珠三角、長江中遊三大城市群之外，京津冀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也將進入國家級城市群編製。隨著經濟的發展，在這些城市群落中，也必然演化出許多具有特色的旅遊小鎮。實際上，除了長三角，深圳東部華僑城的茵特拉根小鎮、重慶武隆的仙女山鎮、贛州章貢區七裏鎮、雲南的茶馬古城、北京的密雲古北水鎮、湖北省的五山鎮，全國已經發展出不少知名度很高的旅遊小鎮。

高層的政策決策者也意識到這一趨勢。2016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於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就明確提出，要“建設一批具有曆史、地域、民族特點的特色旅遊村鎮和鄉村旅遊示範村”。雲南省、海南省、浙江省、湖南省都分別發布了不同的打造、助推旅遊小鎮的文件。各個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是因為旅遊小鎮的作用、影響、意義絕非限定在旅遊本身。

旅遊小鎮的開發建設，有助於發展當地經濟。現代人實際上是離不開現代物質文明的，沒有WIFI，沒有舒適的床，很多人會望而生畏，所以，依托風景附近的鎮建立一套完整的為遊客提供服務的商業模式，就成為一個必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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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小鎮內具有完整的產業鏈，能夠為遊客提供體驗娛樂服務、吃、住、行、金融等服務，使遊客“離城不離市”，反過來說，為消費者提供一係列的服務，不僅是旅遊開發，而且，原住民不搬走，可以受惠於旅遊為當地提供充足的就業崗位，帶動當地的扶貧、就業，助推當地經濟發展與老鎮的改造。當旅遊小鎮沿著這個途徑發展，就會吸引周邊鄉村更多的人口到旅遊小鎮工作、居住。

與此同時，為遊客提供服務的各種設施，也方便向當地居民提供比周邊更好的服務，進一步吸引人群聚集。人群的聚集又會進而刺激土地開發、交通建設、基礎設施的完善。逐步發展之後，一個舊的市鎮就脫穎而出進入更深的城市化階段。所以，旅遊小鎮的開發建設是中國城鎮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支點。當前的發展倡導的是綠色發展，旅遊小鎮的最大的資源是當地的景觀資源，這也決定了旅遊小鎮的發展必然是綠色的、環保的、美麗的，所以，旅遊小鎮的開發建設也是中國鄉村發展成為綠色鄉村、美麗鄉村的重要途徑。責任編輯：周夏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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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文係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曹明弟係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生態金融中心研究員。

本文刊於《中國金融》2016年第16期。在經曆了業內普遍認定“中國綠色金融發展元年”的2015年之後，“綠色金融”在2016年再次麵臨著重大的發展機遇：伴隨“一帶一路”倡議的進一步 深化和落實，“綠色金融”理應成為對外戰略的“潤滑劑”，改善國家形象，提升中國國家話語權，助力中國可持續發展，最終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貢獻實質性 的推動力量。

綠色金融的迅猛發展，為中國崛起提供“彎道超車”的可能2015年4月，在先前綠色金融小組的基礎上，在中國人民銀行的領導下，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成立，成為中國曆史上首個以綠色金融為主題的 行業指導機構。截至2016年4月底，成員單位擴大到140家，成員單位中的金融機構所管理的金融資產餘額135萬億元人民幣，占中國全部金融資產的 65%左右。諸多研究項目如環境效益評估、環境壓力測試、自然資本估值、綠色股票指數、綠色債券評級等都取得了可喜的進展。決策層與行業界的集體發力，使綠色金融在國內外都顯示出了崛起大國的後發優勢。

2015年秋季，習近平主席先後訪問美國、英國，綠色金融均是雙邊合作 的重要成果。2016年，在中國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籌備期，在中國與英國主持下，專門成立了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通過四次會議討論，最終原則通 過了《G20綠色金融綜合報告》。

如一切順利，綠色金融相關內容將在2016年9月正式寫入《G20領導人公報》中。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同樣也需要從“綠色金融”的發展中汲取到經驗。

目前，“一帶一路”正在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對外戰略，旨在新時期 統籌陸海開放、協調東西開放，深化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在經貿、人文、科技、生態等多領域的合作交流，進一步推動中國可持續發展。“一帶一路”作為新形勢下中國向全球提供的重要公共產品，如果能與“綠色金融”更緊密地結合起來，不隻有助於落實此前“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為全球生態 安全作出新貢獻”的發展戰略，更將體現出中國日益上升的領導力和國際貢獻，推動改善全球的投資質量，為複蘇全球經濟、應對氣候變化發揮積極的作用，最終塑 造中國在綠色發展方麵的負責任大國形象，為後發國家“彎道超車”增加了幾率。

“一帶一路”進展需要綠色金融目前超過70個國家參與支持“一帶一路”倡議。雖然“一帶一路”戰略希望加強與沿線各國的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五通”，但對生態保護的關注往往成為“通”的顯性顧慮，也對可持續發展提出嚴峻的挑戰。近現代以來，許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受資源稟賦、產業分工、地緣政治等因素製約，在現代化進程中明顯落伍。陸上絲綢之路所經過的歐亞大陸，主要是中 國和歐洲之間的內陸亞洲地區，其地理特征是氣候異常幹燥，降雨量極其稀少，土地荒漠化問題十分嚴重。

我國西部三分之一是沙漠，新疆沙化率達到 64.34%。沿線的中東、中亞等地區，荒漠化也日益加劇。

例如，哈薩克斯坦66%的土地在逐步退化，近1.8萬億公頃土地沙漠化，其麵積在中亞國家中高 居首位。海上絲綢之路則麵臨嚴峻的氣候變暖風險。

同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落後、產業發展滯後、對外開放程度不高、社會發展水平較低，雖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願望十分迫切， 但如何運用政策工具做到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平衡，卻仍然是一大難題。一些國家也因為水資源短缺問題，進而產生了水安全問題、糧食安全問題以及國家安全問 題，形成了尖銳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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